• 引言, 教學作為繪畫史材料 引言, 教學作為繪畫史材料

    引言

    教學作為繪畫史材料

    傳統中國繪畫史的研究,主要依據作品與文獻兩類材料:作品提供可供觀看的形制、筆墨與題跋,畫史、畫論及相關文獻則提供藝術家生平、風格源流與鑑賞觀念。二者相互參證,構成繪畫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然而,作品與文獻之間仍存在一個不可忽略的環節,即繪畫如何在具體教學中被傳授、練習與修正。

     

    老師如何示範,學生如何臨習,作業如何接受批改,技法又如何由抽象的畫論轉化為可操作的筆墨程序,這些問題往往難以由成品或畫史記載直接回答。教學材料本身具有高度的易逝性:示範稿完成其功能後可能被棄置,學生習作容易散佚,批改則通常發生於畫室之內,較少進入收藏與出版體系。今日對傳統繪畫教育的認識,因而多依據《芥子園畫譜》等成型畫譜加以推知;真實課堂的材料形態與操作方式,則鮮有完整遺存。

     

    本展以李鳳公(1884–1967)的白描花卉課徒稿為核心。這批材料同時保存白描示範、文字註解、學生習作與朱筆批語,使「教—學—評」的教學鏈條可以在紙本材料上得到具體辨識。展覽並置明清至近現代的花卉作品,從造型方法、師承關係、女性畫家的參與,以及近現代的鑑藏流通等方面,考察花卉畫的知識如何被傳授、轉化與保存。

     

  • 一、白描與沒骨:, 花卉畫的兩種造型方法
    Yun Shouping 惲壽平 1633-1690 Peach blossom 桃花 signed Shouping, inscribed with a poem,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an leaf 水墨纸本 扇面 17.1 x 50 cm. 6 3/4 x 19 3/4 in.

    一、白描與沒骨:

    花卉畫的兩種造型方法

    中國花卉畫可從白描與沒骨兩種造型方法加以觀察。白描以線條建立物象的輪廓與結構;沒骨則主要依靠色彩的濃淡、層次與暈染表現形體。二者不是封閉的技法分類,而是在不同時代與個人實踐中彼此交涉的兩種造型語言。

     

    李鳳公取法北宋李公麟(1049–1106)的白描傳統;而惲壽平(1633–1690)則以「徐家設色法」自我標示沒骨花卉的古代淵源。這些題識與印記首先是畫家對自身方法的定位,不宜直接等同於一條不間斷的歷史譜系。展覽後文將分別從課徒稿、惲壽平及其後學的作品,考察線描與設色如何在教學、摹古與創作中相互轉化。

     

  • Li Fenggong 李鳳公 1884-1967 (One leaf)
    Flower-Painting Lessons: Baimiao Demonstrations with Instructions; Student Studies with Vermilion Annotations 花卉白描課徒稿
    Ink and color on paper, two sets of albums
    Each leaf 9 3/4 x 12 3/4 in.
    Each leaf 24.6 x 32.3 cm.
  • 二、一套課徒稿:

    李鳳公的教學方法

    李鳳公名鳳廷,字鳳公,以字行,廣東東莞人。教師身分貫穿其藝術生涯:早年在廣州江孔殷府中任西席,教授女眷繪畫;1910 年創辦水彩畫函授學校;1932 年任教於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國畫系;1936 年自辦麗澤國畫院;1938 年避居香港後,又設「鳳研樓」與「鳳公國畫院」授徒鬻畫。這些經歷涉及家庭教育、函授教育、學校教育與私人畫院,反映出二十世紀上半葉繪畫傳授制度的多種形態。

     

  • 課徒稿所保存的材料可以依功能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李鳳公的白描示範及文字註解,承擔教材功能;第二類是郭天佑的設色習作,構成學生的練習材料;第三類是李鳳公留在習作上的朱筆批語,顯示教師如何對具體問題作出判斷。三類材料並存,使這批課徒稿的價值不止於記錄某位畫家的畫稿,更在於它保存了教學活動的不同層次。 李鳳公的示範採取明確的分解方式。花卉按照結構複雜程度排列:四瓣的秋海棠、桂花,五瓣的山茶、梅、桃,六瓣的水仙,九瓣的玉蘭,最後是月季、牡丹、菊花、荷花等重瓣花卉。每一類花卉均交代花瓣的層次與落筆順序,並盡可能呈現「蕾、將放、半放、正放、側放、背面」等不同狀態。這種安排將觀察對象拆分為若干可練習的單元,使初學者可以由結構較簡單的花形逐步進入層次較複雜的形態。 枝葉部分同樣將畫論轉化為操作性的用筆提示,例如「梅枝用中鋒得剛挺之態,桃枝用旁鋒得流利之勢」。課徒稿中還可見兩種具有圖示功能的處理:以虛線標示葉片折疊前的形態,使學習者同時辨識葉片的展開形與畫面中的折葉;以分數說明透視造成的形體縮減,如「未折為五分,已折入畫僅一分」。這些記號並非單純的文字說明,而是把空間、結構與筆法轉換為可以觀看和模仿的教學工具。李鳳公早年經營水彩函授學校及石膏鑄像等事業的經歷,或可為這種重視分解、圖示與程序的教學方式提供背景,但二者的直接關係仍有待更多材料證明。
    Li Fenggong 李鳳公 1884-1967, Flower-Painting Lessons: Baimiao Demonstrations with Instructions; Student Studies with Vermilion Annotations 花卉白描課徒稿 Ink and color on paper, two sets of albums Each leaf 9 3/4 x 12 3/4 in. Each leaf 24.6 x 32.3 cm.

    課徒稿所保存的材料可以依功能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李鳳公的白描示範及文字註解,承擔教材功能;第二類是郭天佑的設色習作,構成學生的練習材料;第三類是李鳳公留在習作上的朱筆批語,顯示教師如何對具體問題作出判斷。三類材料並存,使這批課徒稿的價值不止於記錄某位畫家的畫稿,更在於它保存了教學活動的不同層次。

     

    李鳳公的示範採取明確的分解方式。花卉按照結構複雜程度排列:四瓣的秋海棠、桂花,五瓣的山茶、梅、桃,六瓣的水仙,九瓣的玉蘭,最後是月季、牡丹、菊花、荷花等重瓣花卉。每一類花卉均交代花瓣的層次與落筆順序,並盡可能呈現「蕾、將放、半放、正放、側放、背面」等不同狀態。這種安排將觀察對象拆分為若干可練習的單元,使初學者可以由結構較簡單的花形逐步進入層次較複雜的形態。

     

    枝葉部分同樣將畫論轉化為操作性的用筆提示,例如「梅枝用中鋒得剛挺之態,桃枝用旁鋒得流利之勢」。課徒稿中還可見兩種具有圖示功能的處理:以虛線標示葉片折疊前的形態,使學習者同時辨識葉片的展開形與畫面中的折葉;以分數說明透視造成的形體縮減,如「未折為五分,已折入畫僅一分」。這些記號並非單純的文字說明,而是把空間、結構與筆法轉換為可以觀看和模仿的教學工具。李鳳公早年經營水彩函授學校及石膏鑄像等事業的經歷,或可為這種重視分解、圖示與程序的教學方式提供背景,但二者的直接關係仍有待更多材料證明。

     

  • 朱筆批語提供了另一層資訊。現存批語大致可分為肯定、修正與技法指點三類,例如「餘佳」「調色染粉佳」屬於對習作整體或局部的肯定;「染花瓣腳色稍調稀」是針對設色濃淡的修正;「黃色染粉法。白色用積粉法」則是具體技法提示。批海棠習作的一條批語寫道:「葉脈近尖密,枝加多水寫。」前一句指出葉脈在接近葉尖處過密,後一句提出用水量的調整方法。批語由問題辨識而進入技法處方,顯示教學並非只有對錯判定,也包括對局部筆墨問題的分析。 這批課徒稿沒有明確紀年。現有斷代的主要依據,是郭天佑 1984 年題字所稱「五十年前在已故李鳳公師長門下學習花卉之作」。「五十年前」應視為約數,此課徒稿大致成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在香港教學活動时。 朱筆批語提供了另一層資訊。現存批語大致可分為肯定、修正與技法指點三類,例如「餘佳」「調色染粉佳」屬於對習作整體或局部的肯定;「染花瓣腳色稍調稀」是針對設色濃淡的修正;「黃色染粉法。白色用積粉法」則是具體技法提示。批海棠習作的一條批語寫道:「葉脈近尖密,枝加多水寫。」前一句指出葉脈在接近葉尖處過密,後一句提出用水量的調整方法。批語由問題辨識而進入技法處方,顯示教學並非只有對錯判定,也包括對局部筆墨問題的分析。 這批課徒稿沒有明確紀年。現有斷代的主要依據,是郭天佑 1984 年題字所稱「五十年前在已故李鳳公師長門下學習花卉之作」。「五十年前」應視為約數,此課徒稿大致成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在香港教學活動时。

    朱筆批語提供了另一層資訊。現存批語大致可分為肯定、修正與技法指點三類,例如「餘佳」「調色染粉佳」屬於對習作整體或局部的肯定;「染花瓣腳色稍調稀」是針對設色濃淡的修正;「黃色染粉法。白色用積粉法」則是具體技法提示。批海棠習作的一條批語寫道:「葉脈近尖密,枝加多水寫。」前一句指出葉脈在接近葉尖處過密,後一句提出用水量的調整方法。批語由問題辨識而進入技法處方,顯示教學並非只有對錯判定,也包括對局部筆墨問題的分析。

     

    這批課徒稿沒有明確紀年。現有斷代的主要依據,是郭天佑 1984 年題字所稱「五十年前在已故李鳳公師長門下學習花卉之作」。「五十年前」應視為約數,此課徒稿大致成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在香港教學活動时。

     

  • 三、教師與畫家:

    李鳳公的創作實踐
    課徒稿主要呈現李鳳公作為教師的身分;本展另收《百花清供》中的萱草與 1961 年牡丹扇面,則可對照其作為畫家的創作實踐。 《百花清供》作於 1923 年,款識記「共和十二年十月廿八日,嶺南新社第一集合製」,由多位嶺南畫家分別繪製花卉,再由鄧芬補朱梅並題識。李鳳公所繪為萱草。這件合作作品的意義,不只在於畫家名單的集合,也在於它保存了不同藝術取向在同一件作品中的並置狀態。李鳳公以本名李鳳廷參與其中,作品因此提供了課徒稿之外、觀察其個人創作的另一份材料。
    Various Lingnan School Artists
    Hundred Flowers as Offerings 百花清供, 1923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設色紙本 立軸
    132.5 x 63.5 cm; 52 1/8 x 25 in.

    課徒稿主要呈現李鳳公作為教師的身分;本展另收《百花清供》中的萱草與 1961 年牡丹扇面,則可對照其作為畫家的創作實踐。

     

    《百花清供》作於 1923 年,款識記「共和十二年十月廿八日,嶺南新社第一集合製」,由多位嶺南畫家分別繪製花卉,再由鄧芬補朱梅並題識。李鳳公所繪為萱草。這件合作作品的意義,不只在於畫家名單的集合,也在於它保存了不同藝術取向在同一件作品中的並置狀態。李鳳公以本名李鳳廷參與其中,作品因此提供了課徒稿之外、觀察其個人創作的另一份材料。

     

  • 1961 年牡丹扇面作於李鳳公晚年,上款「勁予」為梁勁予(1911–2003)。扇面鈐「龍瞑家法」印,將晚年創作與李公麟白描傳統相聯繫。牡丹屬於課徒稿中重瓣花卉的複雜類型,需綜合運用染粉、積粉及撞粉等設色方法。將課徒稿中的示範程序與扇面中的完成作品對讀,可以看到教學內容與創作實踐之間的連續性:課徒稿並非脫離創作的抽象教材,而是建立在畫家自身的觀察、筆墨與設色經驗之上。 因此,課徒稿、萱草與牡丹扇面共同呈現李鳳公的雙重身分。他既以長期授徒建立繪畫知識的傳遞機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實踐並保存這套方法。這種「所教」與「所畫」之間的關聯,構成本展理解李鳳公藝術活動的基本線索。
    Li Fenggong 李鳳公 1884-1967
    Peonies 牡丹, 1961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an leaf; 設色紙本 扇面

    1961 年牡丹扇面作於李鳳公晚年,上款「勁予」為梁勁予(1911–2003)。扇面鈐「龍瞑家法」印,將晚年創作與李公麟白描傳統相聯繫。牡丹屬於課徒稿中重瓣花卉的複雜類型,需綜合運用染粉、積粉及撞粉等設色方法。將課徒稿中的示範程序與扇面中的完成作品對讀,可以看到教學內容與創作實踐之間的連續性:課徒稿並非脫離創作的抽象教材,而是建立在畫家自身的觀察、筆墨與設色經驗之上。

     

    因此,課徒稿、萱草與牡丹扇面共同呈現李鳳公的雙重身分。他既以長期授徒建立繪畫知識的傳遞機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實踐並保存這套方法。這種「所教」與「所畫」之間的關聯,構成本展理解李鳳公藝術活動的基本線索。

     

  • 四、從惲壽平到馬荃:

    沒骨花卉的承續與轉化

    展覽中的另一條主要線索,是以惲壽平(1633–1690)、馬元馭(1669–1722)與馬荃(約活動於 1696–1739)為中心的沒骨花卉傳承。這一線索不宜被理解為單純、封閉的師承譜系;它同時涉及畫法的傳授、家族關係、藝術家之間的交遊,以及後世對畫派源流的整理。

     

    惲壽平《三薇圖》自題「徐家設色法」,以設色傳統界定自身的繪畫取向;《桃花圖扇》則以桃花源的「武陵」典故入詩,使花卉寫生與文學記憶並置。前者重在對技法源流的自我說明,後者則提示花卉畫並不只以物象再現為目的,也可以承載歷史聯想與個人寄意。兩件扇面並觀,可見沒骨花卉在清初既是一種設色方法,也是一種建立文化身分的方式。

     

  • Yun Shouping 惲壽平 1633-1690
    Three Roses and A Bee 三薇图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an leaf; 设色纸本 扇面
    6 3/4 x 20 3/4 in.; 17.1 x 52.7 cm.
  • 馬元馭承續惲壽平的花卉傳統,展出《寫生集錦》十二開冊。冊中題材包括楊柳、桃花、榴花、蒲觴、池魚與牡丹,並有 1719 年楊晉題跋,稱「棲霞子與我為總角交」。楊晉為王翬弟子,這段題跋所提供的,不只是對馬元馭個人畫藝的評價,也顯示惲派與虞山畫派在寫生實踐及文人交遊中的交涉。作品由觀察自然與摹古兩種方法共同構成,反映出清初花卉畫並非按照畫派界線各自發展。

    Ma Yuanyu 馬元馭 1669-1722
    Flowers, Birds and Insects 寫生集錦, 1705
    ink and color on paper, album of twelve leaves 設色紙本 十二開冊
    Each leaf 10 3/8 x 14 1/4 in. (12) 每開 26.5 x 36 cm. (12)

    馬元馭承續惲壽平的花卉傳統,展出《寫生集錦》十二開冊。冊中題材包括楊柳、桃花、榴花、蒲觴、池魚與牡丹,並有 1719 年楊晉題跋,稱「棲霞子與我為總角交」。楊晉為王翬弟子,這段題跋所提供的,不只是對馬元馭個人畫藝的評價,也顯示惲派與虞山畫派在寫生實踐及文人交遊中的交涉。作品由觀察自然與摹古兩種方法共同構成,反映出清初花卉畫並非按照畫派界線各自發展。

     

  • Ma Yuanyu 馬元馭 1669-1722
    Flowers, Birds and Insects 寫生集錦 (One Leaf),
    1705 ink and color on paper, album of twelve leaves 設色紙本 十二開冊
    Each leaf 10 3/8 x 14 1/4 in. (12) 每開 26.5 x 36 cm. (12)
  •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馬荃在家學與畫派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勾染」方法,使線條勾勒與色彩渲染同時發揮作用。關於她是馬元馭之女或孫女,畫史記載存在分歧;在缺乏更直接文獻的情況下,本展不以單一說法取代現有歧異。其《花草蟲蝶》十二開冊署「丙戌(1706)春日」,題句「清入莊生夢,香霏仙子裳」,以莊周夢蝶的典故與花蝶題材相互關聯。作品顯示,馬荃對家學的承續並非機械摹仿,而是透過勾染及題詠形成自身面貌。

     

  • 王璐卿(生卒年不詳)則提供了一個不同於惲派主線的例證。《虎耳蛺蝶》款題「擬宋人筆法」,以工筆勾勒描繪花蝶,表明其創作以宋代院體為摹習對象。現有畫史對其生平記載極少,作品著錄及相關研究仍待補充;因此,較為穩妥的表述,是將她視為清初女性花卉畫家中一個可由作品加以考察的個案,而不對其生平與師承作超出材料的推定。 這組作品提示,花卉畫的傳承不能只由男性畫家的師承譜系加以說明。馬荃透過家學轉化勾染方法,王璐卿以「擬宋」進入院體傳統,郭天佑則保存李鳳公的課徒稿;三者所處的時代、身分與傳承方式各不相同,但都說明女性既是花卉畫的創作者,也是繪畫知識得以延續的重要參與者。
    Wang Luqing 王璐卿 (Qing dynasty)
    Butterflies and Saxifrage 虎耳蛺蝶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設色紙本 立軸
    95.5 x 31.5 cm.; 37 5/8 x 12 3/8 in.

    王璐卿(生卒年不詳)則提供了一個不同於惲派主線的例證。《虎耳蛺蝶》款題「擬宋人筆法」,以工筆勾勒描繪花蝶,表明其創作以宋代院體為摹習對象。現有畫史對其生平記載極少,作品著錄及相關研究仍待補充;因此,較為穩妥的表述,是將她視為清初女性花卉畫家中一個可由作品加以考察的個案,而不對其生平與師承作超出材料的推定。

     

    這組作品提示,花卉畫的傳承不能只由男性畫家的師承譜系加以說明。馬荃透過家學轉化勾染方法,王璐卿以「擬宋」進入院體傳統,郭天佑則保存李鳳公的課徒稿;三者所處的時代、身分與傳承方式各不相同,但都說明女性既是花卉畫的創作者,也是繪畫知識得以延續的重要參與者。

     

  • Detail of Wang Luqing 王璐卿 (Qing dynasty), Butterflies and Saxifrage 虎耳蛺蝶
  • 五、鑑藏作為另一種師承:, 吳湖帆、王季遷與紐約
    Wu Hufan 吳湖帆 1894-1968
    Ink Plum, Ice Heart 冰心, 1945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水墨紙本 立軸
    72.8 x 32.5 cm; 28 5/8 x 12 3/4 in.

    五、鑑藏作為另一種師承:

    吳湖帆、王季遷與紐約

    繪畫傳承不只發生在畫法的授受之間,也發生在觀看、鑑定與收藏的實踐中。對本展而言,吳湖帆與王季遷的關係,提供了考察「鑑賞之眼」如何被傳授的入口。

     

    吳湖帆(1894–1968)為吳大澂嗣孫,梅景書屋主人。本展《墨梅冰心》作於 1945 年,1953 年重題,款識「次楊補之柳梢青韻」,以南宋墨梅畫家楊無咎(1097–1169)為其題畫與畫法的參照。作品既可作為近現代墨梅創作的例證,也呈現吳湖帆如何透過題識與書寫將自身置於古代畫學的延長線上。

     

  • 王季遷(1907–2003)為吳湖帆弟子,1949 年定居紐約。1973 年,在方聞主持下,大都會博物館向王季遷整批購藏宋元繪畫二十五件;此後,王季遷的收藏、鑑定與教學活動持續影響美國的中國書畫研究。由此觀之,吳湖帆傳給王季遷的,不僅是某一種具體畫法,也包括對筆墨、時代與作品真偽的判斷方式。這種傳承通過作品的過眼、印記、收藏與博物館展示得以具體化。 本展在紐約舉行,使作品的藝術史與流通史發生重合。展品中可見的鑑藏印,記錄了它們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進入國際收藏體系的部分過程;展覽本身則將這些作品重新置於一個同時具有收藏、研究與展示功能的城市語境之中。與其將此理解為單純的「重逢」或傳奇式回返,不如說,展覽使作品的創作史、傳承史與鑑藏史在同一空間內得到並置。

    王季遷(1907–2003)為吳湖帆弟子,1949 年定居紐約。1973 年,在方聞主持下,大都會博物館向王季遷整批購藏宋元繪畫二十五件;此後,王季遷的收藏、鑑定與教學活動持續影響美國的中國書畫研究。由此觀之,吳湖帆傳給王季遷的,不僅是某一種具體畫法,也包括對筆墨、時代與作品真偽的判斷方式。這種傳承通過作品的過眼、印記、收藏與博物館展示得以具體化。

     

    本展在紐約舉行,使作品的藝術史與流通史發生重合。展品中可見的鑑藏印,記錄了它們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進入國際收藏體系的部分過程;展覽本身則將這些作品重新置於一個同時具有收藏、研究與展示功能的城市語境之中。與其將此理解為單純的「重逢」或傳奇式回返,不如說,展覽使作品的創作史、傳承史與鑑藏史在同一空間內得到並置。

     

  • Zhou Zhimian 周之冕 (Ming dynasty) (one leaf)
    Flowers and Birds 花鳥
    ink on gold-dusted paper, album of ten leaves; 水墨灑金箋 十開冊
    每開 29.5 x 40.8 cm. (10); Each leaf 11 5/8 x 16 1/8 in. (10)
  • 六、文脈與花果:, 展覽中的相關作品 除課徒稿與惲壽平一脈外,展覽中的其他作品構成花卉畫的歷史背景。
    Zheng Xie 鄭板橋 1693-1765
    Bamboo in Wind 風竹圖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水墨紙本 立軸
    169 x 46.5 cm.; 66 5/8 x 18 3/8 in.

    六、文脈與花果:

    展覽中的相關作品 除課徒稿與惲壽平一脈外,展覽中的其他作品構成花卉畫的歷史背景。

    除課徒稿與惲壽平一脈外,展覽中的其他作品構成花卉畫的歷史背景。

     

    鄭燮(1693–1765)《風竹圖》以行草筆勢寫風竹,自題「渭川千畝與淇泉」,以瀟湘斑竹與渭川竹林相對照。作品中的竹既是植物形象,也是文人畫中常見的品格象徵;其造型方式則與課徒稿中「雙鉤竹葉五葉為準」的技法說明形成對照,顯示同一題材可以在規範化的教學程序與個人化的文人筆墨之間取得不同形態。

     

  • 周之冕(約活動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花鳥草蟲圖》以「勾花點葉」結合線描與水墨,冊中既有「仿馬麟筆」的題識,也有 1573 年紀年,說明其寫生實踐同時建立在觀察自然與取法古人之上。楊晉(1644–1728)《四時佳果》署「戲仿白石翁寫生」,將沈周的寫生傳統置於清初的花果畫創作中;卷後累積的題詠,則記錄了作品自康熙至光緒年間的遞藏與再詮釋。兩件作品共同提示,花卉與花果畫的發展,並非由單一畫派線性推進,而是與文人交遊、摹古實踐及收藏活動相互交織。
    Zhou Zhimian 周之冕 (Ming dynasty) Flowers and Birds 花鳥 each leaf signed with seals ink on gold-dusted paper, album of ten leaves 水墨灑金箋 十開冊 每開 29.5 x 40.8 cm. (10) Each leaf 11 5/8 x 16 1/8 in. (10)

    周之冕(約活動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花鳥草蟲圖》以「勾花點葉」結合線描與水墨,冊中既有「仿馬麟筆」的題識,也有 1573 年紀年,說明其寫生實踐同時建立在觀察自然與取法古人之上。楊晉(1644–1728)《四時佳果》署「戲仿白石翁寫生」,將沈周的寫生傳統置於清初的花果畫創作中;卷後累積的題詠,則記錄了作品自康熙至光緒年間的遞藏與再詮釋。兩件作品共同提示,花卉與花果畫的發展,並非由單一畫派線性推進,而是與文人交遊、摹古實踐及收藏活動相互交織。

     

  • 張大千(1899–1983)《山廚清供》作於 1941 年,謝稚柳(1910–1997)題跋指出其早年取法陳淳、徐渭、八大山人與石濤。這些作品以花果、蔬果與清供為題,將傳統花卉畫的技法、文人題材及近現代的藝術轉化連接起來。
    Zhang Daqian 張大千 1899-1983
    Mountain Kitchen Offerings 山廚清供, 1941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設色紙本 立軸
    90 x 29.5 cm; 35 3/8 x 11 5/8 in.

    張大千(1899–1983)《山廚清供》作於 1941 年,謝稚柳(1910–1997)題跋指出其早年取法陳淳、徐渭、八大山人與石濤。這些作品以花果、蔬果與清供為題,將傳統花卉畫的技法、文人題材及近現代的藝術轉化連接起來。

     

  • 結語

    從紙本課堂到公共觀看

    本展以李鳳公課徒稿所保存的教學材料為起點,並置白描、沒骨、勾染、院體工筆及文人花卉等不同形式,考察花卉畫知識在示範、臨習、批改、創作、師承、鑑藏與展示中的多重傳遞方式。

     

    課徒稿的特殊性,在於它使通常難以被看見的教學活動留下了物質痕跡:示範稿保留了教師對花卉結構與筆法的分解,習作呈現學生對示範的轉化,朱批則記錄教師如何辨識並修正具體問題。與之相對,惲壽平、馬元馭、馬荃及王璐卿的作品,呈現畫法如何在摹古、家學與個人創作中發生變化;吳湖帆與王季遷的材料,則將傳承延伸至鑑賞、收藏與博物館制度。

     

    因此,花卉畫的傳承並不是一條只有名家與畫派構成的單線譜系。它也存在於一張課徒稿、一條朱批、一方鑑藏印,以及作品在不同收藏與展示環境中的持續觀看之中。當這些材料在展廳中並置,觀者所面對的不是一個已經封閉的歷史結論,而是一組仍可由作品、題識與物質痕跡加以辨析的傳承關係。